论工人民主与市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作用（转载）
托洛茨基 著
龚义哲 译
本文摘自《苏联经济的危机》。
计划经济的条件和方法
制定与执行计划的机关应该是什么样的呢？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监督计划的执行、并对计划加以调整呢？要让计划获得成功，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？
为了回答这三个问题，必须对下列三个方面进行一番简短的分析：（1）专门的国家机关，即由中央与地方的 计划委员会组成的体系；（2）作为市场调节机制的 贸易；（3） 苏维埃民主，即群众对经济结构进行积极而即时的调节的机制。
拉普拉斯曾提出这样的科学幻想：有一种“大智慧”，能够同时记录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一切过程，能够计算这些过程的动态，并能预测它们之间各种相互关系的结果，如果这样的大智慧真的存在，那它自然会先验地制定出一个完美无瑕、面面俱到、上至小麦播种面积、下至衬衫最低一颗纽扣的经济计划。官僚阶层常常以为自己具有这样的大智慧；所以它才轻易地甩开市场与苏维埃民主的监督。然而它对自己的精神资源的估计，实际上错得离谱。官僚阶层在建设事业的实际操作中，不得不依靠资本主义俄罗斯留下来的各种均衡（公正地说，还留下了各种不均衡），依靠同时期的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的数据，最后还得依靠苏联经济本身的成功与错误的经验。可是，即使能把这些因素最为正确地结合在一起，最多也只能得出一个极不完善的计划的轮廓。
经济的无数的具体参加者，无论他们属于国有部门还是私有部门，无论他们是集体单位还是个体户，都会察觉到自己的需求与他们之间的力量对比，这不仅是通过各级计划委员会发布的统计数据而察觉到的，也是通过供给与需求的直接压力而察觉到的。计划要经过市场的检验，而且，在相当程度上，计划也是要通过市场而实现的。市场自身的调节，必须依靠经过市场机制而显现出来的各种趋势。政府部门制定的计划，要通过商业计算，才能显现出它们的经济效益。没有卢布的控制，过渡经济体制便是不可想象的。而要通过卢布来控制经济，又需要币值的稳定。没有稳定的货币单位，商业的决算就只会愈加混乱。
经济建设的过程，目前还不能走向无阶级的社会。事关国民收入之分配的各种问题，是计划的核心议题。这些问题，受到阶级斗争与各种社会集团，尤其是无产阶级内部的多个阶层的直接发展的影响。最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，是下列这些问题：城乡关系，即工业向农业之索取，与工业向农业之供给之间的平衡；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，以及用于基础建设的资金与用于工资开支的资金之间的关系；对不同类型的工人（熟练工人与不熟练工人、公务员、专家、从事管理工作的官僚）的工资的调节；最后是国民收入分配给农村的份额，以及这些份额如何在农民当中的不同阶层之间分配的问题。所有这一切问题，就其本身性质而言，都不容许官僚阶层做出先验的决策，而官僚阶层却把与这些问题息息相关的成百上千万群众拒之门外，不许他们参加决策。
制定计划的基本因素是各种生活利益之间的斗争，而政治正是经济的集中，由此将我们引入了政治领域。苏联社会的各种社会集团，他们的工具是——也应该是——苏维埃、工会、合作社和执政党，其中又以执政党最为重要。只有把国家计划、市场与苏维埃民主这三个要素结合起来，才能正确地指导过渡时期的经济。只有这样才能在几年之内减轻（而非消除）各种矛盾和不均衡（指望在几年之内彻底消除矛盾和不均衡纯属空想！），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，直到出现新的革命胜利，让实施社会主义计划的空间进一步扩大，并让社会主义体制得到改善。
新经济政策的废止、通货膨胀与苏维埃民主的消除
二千五百万个体农户的存在，是当时必须采用新经济政策、恢复各种市场关系的最重要的原因。但是，这绝不是说，集体化就会导致市场的消灭，即使是在它的第一阶段也没有这个意思。只有在涉及集体农庄成员的个人利益时，集体化才具有意义，当它在处理各个集体农庄之间的关系，以及集体农庄与外界的关系时，它是根据商业计算来处理这些关系的。这就是说，在当前阶段，正确的、经济上健全的集体化，不应该废止新经济政策，而应该逐步改进新经济政策的各项方法。
然而，这个本应逐渐走过的阶段，却被官僚阶层一下子跳了过去。官僚阶层起初可能以为，这样做遭到的抵抗最轻。无产阶级为集中化所作出的努力，取得了真正的、无可置疑的成功，然而官僚阶层却把这种成功，当成了自己的 先验的 计划的成功。换句话说，官僚阶层把自己等同于社会主义革命。官僚阶层用行政上的集体化，把尚未得到解决的与农村建立联系的问题，给掩盖起来。当官僚阶层面对着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各种不均衡的时候，它就废止了新经济政策。它加强了强制手段，以此来代替市场手段。
以切尔沃涅茨为其形式的稳定的货币单位，是新经济政策最重要的武器。官僚阶层被冲昏了头脑，以为自己脚下的经济基础十分和谐稳固，现在的成功自动能保证未来的成功，切尔沃涅茨不会阻碍计划的发展，相反，却能成为外汇的一个独立来源。官僚阶层弥补经济漏洞的方法，不是调节经济过程中的各种物质因素，而是开动印钞机。换句话说，它走的是“乐观的”通货膨胀的路子。
当新经济政策在行政上被窒息后，斯大林有名的“六个条件”（实行经济结算和计件工资制等）就成了一纸空文。没有了各种市场关系，经济结算就是不可想象的。切尔沃涅茨就是衡量各种关系之结合的尺码。如果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价格上涨了十倍，那么工人就算一个月能多拿几个卢布，对他来说又有什么用呢？
开放市场的恢复，等于承认了废止新经济政策是不合时宜的，但这样的承认，是经验主义的、不够完整的、欠缺考虑的和自相矛盾的。把开放市场当做“苏维埃”（社会主义？）贸易的一种形式，当做同私人贸易和投机相对立的一种贸易形式，这是在自欺欺人。开放市场的贸易，即使是同集体农庄有关的那一部分，最终变成了在附近城市里进行的关于必需品的投机活动，并导致了社会分化，换句话说，位置比较好的少数集体农庄富裕起来了。但在开放市场上占主要地位的，不是集体农庄，而是单个的集体农庄成员与独立农户。集体农庄成员将剩余产品以投机的价格卖出，导致了集体农庄内部的分化。因此，开放市场引发了“社会主义”村庄内部的离心倾向。
官僚废止了市场，造成了亚细亚式的投机市场的出现，这把他们的错误推到了极致，导致了最疯狂的物价波动，并给计划与商业计算埋下了隐患。结果进一步加深了经济混乱。
与之并行的，还有工会、苏维埃和党的僵化，这并不是昨天才开始的，而是早就发生了，并且还在进行着。官僚阶层一到面临着城乡之间的摩擦，面临着整个农民阶级与农民当中不同阶层提出的各种要求，面临着无产阶级提出的各种要求的时候，它便不问何种要求、抗议和批评，越来越坚决地一概禁止。到头来它留给工人的唯一的权利，便只剩下了超产的权利。任何自下而上影响经济管理的企图，都会被当成或左或右的偏差，换句话说，都要当成大罪来治罪。上层官僚在最近的分析中，声称自己在社会主义计划领域是一贯正确的（然而官僚的合作者与启发者却经常被打成阴谋家和破坏分子）。这样一来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机制——灵活自如的苏维埃民主体制——便被消除了。官僚阶层在面对着经济的现实及其困难时，它唯一的武器，便只剩下一个残缺不全、漏洞百出的计划，它管理执行这个计划的意志，也要大打折扣了。
本文发表于革命马克思主义刊物《惊雷》第十三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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